《農民日報》記者李朝民本報記者王江紅

花園雖地處鄉村，但它更像一座都市。

花園村隸屬浙江省東陽市南馬鎮，原有人口496人，面積0.99平方公里，人均兩分多地。改革開放前，全村沒有公路、沒有電，用水困難，是一個相對偏僻、窮得叮當響的小山村，人均年收入只有87元。

從1981年起，因為一個人，花園村在鄉村振興的時間軸上，與時代同頻共振。這個人就是花園村黨委書記、花園集團董事長兼總裁邵欽祥。在邵欽祥的帶領下，花園村沒有盲目追隨別人的腳印，而是清晰地標定自己的路徑：以工富農、以商興村、共同富裕、全面小康。

花園變了！如今，周邊18個行政村被并入花園村，村域面積達12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13879人，外來人口5萬多。2017年，全村實現經營收入520.63億元，村民人均年收入達12萬元，是40年前的1380倍。花園村獲得“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”“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”等上百項國家級和省部級榮譽。

花園好在哪兒？見仁見智。如果用鄉村發展的長鏡頭凝視花園，用世界鄉村的廣鏡頭審視花園，也許更能深切理解花園振興的樣本意義。

邵欽祥表示，就鄉村善治而言，花園村最大的貢獻在于為“農村都市的有效治理”提供了花園方案：堅持跟著黨走，建立健全黨委領導、村委負責、企業支持、居民參與、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，堅持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結合，形成了原村民與新村民、村民與居民、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“共建、共治、共享”的治理新格局，促進了現代城市管理方式與傳統鄉村治理經驗的深度融合。

37年來，花園村實現矛盾糾紛不上交、不出村，建立并踐行了“小事當天解決，大事三天內解決”的良性治理機制。

花園村的治理實踐，投射在我們所處的歷史方位和時代坐標上，激蕩著中國鄉村治理，共鳴著黨中央的關切。花園振興背后有著怎樣的治理邏輯？春光正好，北國姹紫嫣紅，南方綠肥紅瘦，記者來到精致秀麗的花園，捕捉鄉村善治的強勁律動，品讀“求實、創新、求強、共富”的花園精神。

一條紅線貫穿始終

——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地位不動搖，充分發揮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，夯實黨在基層的執政地位

“推進鄉村善治，關鍵在黨的領導。”邵欽祥說，目前全國有128萬個農村基層黨組織、3500萬農村黨員，直接與近6億農民群眾打交道，這是鄉村善治最堅實的支撐力量。如果不始終堅持黨的領導，鄉村善治很可能會落空。

一切從花園村兩輪并村說起。2004年10月和2017年3月，東陽市委、市政府兩次決定對部分行政區進行調整，將18個村并入花園村，希望通過“強村帶弱村、先富帶后富”的方式，做大花園模式，做強花園樣本。

并村并非簡單疊加。一村之民團結一心尚且不易，19個村融為一家更是難題。花園人就曾面臨“成長的煩惱”：老花園村民人均收入“遙遙領先”，他們擔心自身利益受損；新花園人則擔心淪為“二等村民”，不能享受同等待遇。

怎么辦？花園村領導班子經過充分調研，果斷提出“并村先并心”的理念，切實實施“一分五統”的管理辦法。“一分”即村企分開，花園集團與花園村在政治和經濟上相互獨立。“五統”即財務統一管理、干部統一使用、勞動力在同等條件下統一安排、福利統一發放、村莊統一規劃建設。

“我們堅持以農房改造為突破口，統籌規劃，分步實施，規劃到哪里，建設到哪里，綠化到哪里。”邵欽祥說，“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把花園村建設成世界上最富有、最美麗的農村，讓花園村民成為世界上最富裕、最幸福的農民！”

火車跑得快，全靠車頭帶。花園村的一些村民表示，村看村、戶看戶，群眾看黨員、黨員看干部。村“兩委”干部能夠和群眾處得像一家人似的，一靠無私、二靠公正，全村這個大磨盤才不會產生“離心力”，而只有“向心力”。

兩次并村后，花園村黨委把原先花園村和18個新并入村的黨員重新整合到下設的支部，實行“以老帶新、強弱聯帶”，有效杜絕了黨組織內部的徇私舞弊和拉幫結派現象，真正實現思想融合、班子融合、管理融合等6個融合。

如今，在花園村黨委的領導下，新老花園人實現全面小康，并享有31項福利：老年人有高齡補貼，回鄉創業的大學生有創業基金，村民看病自費部分村里支付一半，村內開通免費公交車，村民實行上學16年免費教育制……

為了鞏固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地位，花園村堅持“一個黨員就是一面旗幟”的教育理念，以專門成立的花園黨校為陣地，每半個月開展一次黨員學習，每個月開一次黨員會議，還邀請專家、教授到花園村授課，實現了黨建提檔升級。

同時，還全力開展干部隊伍建設。目前，花園村多數領導由“能人”兼任，不拿村里一分錢；少數干部由全職“管理者”專任；一線工作人員由年輕、專業的專職人員承擔服務工作。近40年來，花園村干部切實做到了“奉獻、公平、公正、公開”，夯實了黨在基層的執政基礎，鞏固了黨在基層的執政地位。

一個體系日臻完善

——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，增強社會行為規范能力、矛盾糾紛調解能力、道德文化引領能力

初到花園村的人可能會納悶：靠幾名村干部，怎么能管好6.5萬多人口，而且還管得安定有序。多年來，花園村做到了“矛盾不上交、糾紛不出村、村民零上訪”，各類人群和諧相處。這樣的治理效果是如何實現的？

“這一切，主要得益于花園村大視野運籌，大手筆推動，建立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。”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郁建興說，花園村牢牢堅持黨組織領導核心地位不動搖，整合多種資源、協同多方主體，創新多元形式，實現鄉村“管理民主”向“治理有效”的嬗變。

走進花園村，記者目之所及，高樓林立，道路寬敞平坦，商鋪鱗次櫛比，不見房前屋后臟亂差的環境死角……為何會如此井然有序？靠的就是民主決策、科學管理和嚴格監督的鄉村自治。

花園村黨委副書記金光強介紹，花園村歷時30多年，不斷修訂完善《村規民約》《生態公約》《村民道德公約》，對尊老愛幼等鄉土傳統和建設規劃等現代秩序各領域進行規定，作為先進文明戶、五好家庭戶、遵紀守法戶等榮譽評定的依據，并與31項福利的發放掛鉤，以此約束村民自覺遵守。

隨著經濟社會的大發展，大量外來人員涌入花園村。面對瞬間增多的勞動爭議糾紛，花園村也作出了硬性規定：黨員干部辦事必須“奉獻、公平、公正、公開”；倘若黨員干部與普通村民吵架，首先受到處理的是黨員干部；倘若村民與外來務工者發生爭執，首先受到批評的是村民。一位“三農”研究學者對此表示，正因為有這樣一種“不公正”，才帶來另一種視角的“公正與穩定”。

如今在花園，所有村干部都經過民主公開選舉產生，村務實行嚴格的公開制度，凡涉及村莊公共利益的重大決策事項、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困難問題和矛盾糾紛，都由黨委組織召開村民大會和村民代表大會協商決定。在并村后，花園村探索“村—小區”二級治理機制，將19個村改組為“小區”，在村黨委統一領導下，小區分頭進行日常管理，實現統一決策與分頭執行的有機結合。

多年來，花園村全村無違章建房、無學齡兒童輟學、無盜竊、無賭博、無刑事犯罪、無封建迷信活動、無違規燃放煙花爆竹、無違規飼養寵物等，切實做到依規治村、自我約束、令行禁止，形成了良好的鄉風、民風、家風。

除了鄉村自治外，花園這個現代化的村莊，還有著一套基于法治精神的城市治理體系和運行機制。戶籍辦理、外來人口登記、醫保報銷等事項，都能在村委會大樓一樓的便民服務中心快速辦結。綠化種植管理有花木組，房屋建設有村建辦，衛生檢查有督查辦，找工作到勞務市場辦，有矛盾糾紛找綜治辦。

花園村治安管理相關負責人郭軍康介紹，花園村聯合南馬法庭、東陽市司法局等部門成立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小組，下設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小組、外來人口工作領導小組、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領導小組等，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隊伍，依法維護社會治安、執行巡邏任務、調解矛盾糾紛、處置突發事件。

為規范管理行為，花園村每年投入上百萬元，成立了由2名法律碩士、4名法律專業本科生、10名常駐工作人員組成的法律事務部，全權負責村內各類爭議糾紛案件的處理。綜治辦3天內無法解決的事項，將移交至法律事務部研究，如研究發現存在違法犯罪則移交公檢法部門，依法處理。

與此同時，花園村通過培育和弘揚健康向上的“花園精神”，強健鄉風文明“軟實力”。對優秀干部、優秀村民、新鄉賢等都給予表彰獎勵，傳遞道德正能量，引導農民群眾愛黨愛國、向上向善、孝老愛親、重義守信、勤儉持家。

受聘擔任中國農村博物館館長的著名“三農”學者段應碧認為，精神富有、文化興盛，才是鄉村振興之魂。花園村擁有博物館、圖書館、陳列館、民俗館、花園報、藝術團，編撰《花園村志》《花園村民讀本》，傳唱《花園之歌》，形成提振人心的“花園文化”，并且春風化雨般浸潤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邵欽祥認為，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的緊密結合，治出了社會和諧、治出了經濟發展、治出了百姓幸福。如今，花園村基礎設施齊全、公共服務完善、各項福利豐碩。城市居民享受到的，花園村民都有享受；城市居民沒有享受到的，花園村民也享受到了，全面提升了老百姓的獲得感、幸福感與安全感。

一種理念歷久彌新

——秉持開放、融合、有序的社會治理理念，培育多元參與主體，打造共建、共治、共享的鄉村善治新格局

“鄉村治，百姓安，則國家穩。”邵欽祥發現，在關于鄉村善治的種種討論中，人們有時更傾向于談和諧穩定，卻忽視了釋放鄉村活力。從根本上來說，要促進社會和諧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，關鍵在于激活鄉村活力。

幾十年來，花園村一直堅持開放的發展理念，從未停下經濟發展的步伐，多種所有制融合共生、互促共進，尤其是圍繞紅木家具市場打造集體平臺經濟，吸引了5萬多名企業經營者，為花園村社會治理培育了多元參與主體。

漫步花園，仿佛置身都市，不僅因為它美妙絕倫，更因為它優雅包容。外來人員可以感受到，花園不僅不欺生，甚至特別呵護外來客。

“花園村的發展必須靠所有人，外地人在這里奮斗，花園人同樣受益。”邵欽祥介紹，花園村通過舊村改造整理出來的部分宅基地，在統一規劃、統一規格的基礎上，由村集體流轉給外來個體私營工商戶建房并允許入戶，吸引外來建房戶和購房戶1293戶4607人，有效促進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融合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花園村在鄉村善治過程中，還運用“互聯網+”現代科技手段，建立一個平臺（村級便民服務中心）、打造兩支隊伍（網格員隊伍和專職代辦員隊伍）、完善三張網絡（一個門戶網、一個APP、一個微信公眾號），將原來村級16項代辦事項增加到164項，率先在全國推行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。

對花園村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浙江省委書記車俊作出批示：東陽市花園村建立一個平臺、打造兩支隊伍、完善三張網絡，實現了“辦事一般不出村”，極大地方便了群眾，提升了村民群眾對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的獲得感。

專家認為，花園村秉持開放、融合、有序的社會治理理念，通過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，推進自治、法治和德治“三治融合”，探索出一條鄉村有效治理之路，構建了“共建、共治、共享”的鄉村善治新格局。花園村的治理經驗，是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、實現農村都市有效治理的鮮活樣本。